马丹称，乔治·勒费弗尔为写作《1789年大发急》留下的档案笔记不停存(cun)放在(zai)索邦大学(xue)法国大反动研究所（此机构现已(yi)裁撤）的档案柜里(li)，一万(wan)多页，大多写在(zai)信封或剪(jian)报等(deng)废(fei)纸空缺处，字母小如苍蝇的脚迹（pattes de mouche，马丹，新书讲座）。他(ta)大约从2008年最先(xian)整理(li)和阅读这些(xie)材料，结果发明，勒费弗尔“在(zai)阅读、记录史料与终究在(zai)著(zhu)作中使用的史料之(zhi)间存(cun)在(zai)着明显差异(yi)，一些(xie)本应至关重要的内容被(bei)弃捐不用，某些(xie)事实则以难以表明的方式被(bei)突出强调”（Micah Alpaugh, Pascal Bastien, Robert H. Blackman, Hervé Leuwers, Jean-Clément Martin, Guillaume Mazeau, “S’interroger sur 1789，”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, No. 240, tome 2, 2025, pp. 173-198）。这一发明给了马丹灵感，决定重新研究大发急。

这项研究前后连续了十年。马丹称，他(ta)终究决定出书此书的目的有以下几个。首先(xian)，避免“心怀恶意的人”行使这些(xie)材料来攻击勒费弗尔或歪(wai)曲(qu)历史，他(ta)决定亲自处理(li)这些(xie)材料，“当我们遇到脓肿时，就(jiu)必(bi)须清除它”（马丹，新书讲座）。其次，他(ta)想(xiang)借助这批材料，重新进入历史学(xue)家的事情坊，“在(zai)不进行论争”的前提下，讨论勒费弗尔的研究方法，引导读者思考历史书写的复杂性。最后，他(ta)想(xiang)借这个机会，重新研究大发急，将(jiang)那些(xie)仍被(bei)史家放置在(zai)历史布景后面（envers du décor）的历史人物拉回(hui)前台(tai)，显现大发急中被(bei)疏忽的真实状态(tai)（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，引言）。

可见，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至少有三(san)个值得一读的角度。首先(xian)，从历史编纂学(xue)的角度来说，它是(shi)行使史家留下的档案文献，对其史学(xue)研究事情的重审。这非常吸惹人。更何(he)况这里(li)的配角是(shi)乔治·勒费弗尔这样一位险些(xie)毫无瑕疵的历史学(xue)家。即使像弗朗索瓦·弗雷这样不友善的指(zhi)摘者，也承(cheng)认“在(zai)勒费弗尔这里(li)，科学(xue)精神能更好地控制政治豪情与偏偏狭理(li)路(lu)”（弗雷，词条“学(xue)院派大反动史学(xue)”，《法国大反动批判辞典》第(di)五卷(juan)，商务印书馆，2023年，105页）。其次，从法国大反动研究史的角度看，这是(shi)对乔治·勒费弗尔于1935年所建立的大发急命(ming)题的重审。要知道(dao)，《1789年大发急》不但“是(shi)对法国大反动时期大众心理(li)和团体情感最卓(zhuo)越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(zhi)一”，还构成了反动四(si)阶段（即贵(gui)族反动、有产阶级反动、市民反动与农夫(fu)反动）的关键一环。所以，我想(xiang)，凡是(shi)对法国大反动有兴味的人，都不容易克制阅读此书的冲动。而对我这样一位“勒费弗尔信徒”而言，吸引力自然更强。

在(zai)这篇书评中，我不打算写史学(xue)史问(wen)题，只想(xiang)讨论马丹有关反动大发急研究以及他(ta)如何(he)具体使用勒费弗尔未用或误用的档案，反驳(bo)他(ta)对大发急的表明，进而讨论马丹为甚么这么做。我认为，马丹写作此书绝非仅为了反驳(bo)勒费弗尔，而是(shi)要促进他(ta)对反动的全(quan)体判断。马丹对大反动的意见，在(zai)他(ta)此前的多部(bu)论著(zhu)中，如《暴力与反动：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》（Violence et Révolution :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’un mythe national，2006）、《罗(luo)伯斯庇尔：制造善良之(zhi)人）（Robespierre : la fabrication d’un monstre，2016）、《可骇统治：真相与神话》（La Terreur: vérités et légendes，2017）、《影象中的旺代：1800—2018》（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-2018，2019）、《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：身处反动与共和之(zhi)间的法国》（L’Exécution du roi, 21 janvier 1793: la France entre République et Révolution，2021）已(yi)有显现。马丹作为法国大反动研究传统阵营的代表、法国大反动研究所的前所长(chang)，负担与批改派论争的重担，尽管现今反动批改派后继(ji)乏人，但马丹的反攻势头并未削(xue)弱。但问(wen)题在(zai)于，马丹出招非常独(du)特，可谓标新立异(yi)，导致他(ta)已(yi)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一条否认法国大反动“反动性”的道(dao)路(lu)。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可谓是(shi)这一态(tai)度的会合表现。

这本书篇幅不长(chang)，四(si)百来页，调查的时段是(shi)1789年7月至8月初，但篇章非常多，撤除引言与结论，共七十节，分四(si)部(bu)分。第(di)一部(bu)分围绕七月反动，第(di)二部(bu)分报告(gao)1789年春季以后巴黎(li)与外省的大众骚乱，以7月中下旬(xun)骚乱为主。第(di)三(san)部(bu)分切入主题，分析大发急，仅十节。第(di)四(si)部(bu)分处理(li)大发急的学(xue)术(shu)史。

在(zai)正式讨论马丹如何(he)重审大发急之(zhi)前，先(xian)讨论该书前两部(bu)分的写作。这两部(bu)分并没有提供任何(he)新材料，但篇章结构和叙事方式很独(du)特。我认为，这一气势派头透露了马丹对法国大反动的定位。先(xian)用几个读者熟(shu)悉的例子来说明。

无论在(zai)传统派还是(shi)批改派中，天下三(san)级集会改名为国民议会（6月17日），因其构成了主权转移，都被(bei)视为关键转折。多伊(yi)尔视之(zhi)为反动起源叙事的尽头，林·亨特视之(zhi)为反动起点(dian)，依据便在(zai)此。但在(zai)马丹笔下，6月17日浮现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(tong)的情形。在(zai)第(di)十七节“意想(xiang)不到的断裂”开(kai)头，他(ta)写道(dao)：

6月17日，在(zai)犹疑与豪情的交替(ti)、宏大宣言与激(ji)烈争论的往复之(zhi)中，第(di)三(san)品级在(zai)吸引了一部(bu)分神父，继(ji)而又争取到少数贵(gui)族以后，自认为已(yi)具备充分的合法性，通过(guo)一项法律自称为“国民议会”（Assemblée nationale）。

马丹认为，这一事件不外是(shi)由此“意想(xiang)不到的断裂”（ruptures inattendues）。为何(he)“意想(xiang)不到”？由于终究定名为“国民议会”，乃是(shi)预会代表在(zai)毫无共鸣与争吵不休以后的选择。且众多名人——如西耶斯——的提案纷(fen)纷(fen)被(bei)否，终究通过(guo)的提案来自一位名不见经传且始(shi)终有保王倾向的代表。为何(he)是(shi)“断裂”，而非转折？由于马丹在(zai)这一节中反复强调，改名后带(dai)来的并不是(shi)权威转移，而是(shi)混乱加剧。议会代表不但分明他(ta)们没有任何(he)行政权，并且他(ta)们对大众诉(su)求不停保持(chi)审慎态(tai)度，不愿卷(juan)入骚乱之(zhi)中。

马丹对另两个大事件的叙述也同(tong)传统的叙事方式有所不同(tong)。比如他(ta)认为网球(qiu)场(chang)宣誓(shi)实则是(shi)一次“必(bi)不得已(yi)的激(ji)进化”（radicalisation involontaire，第(di)四(si)节），其推动力与其说是(shi)来自代表的主观企图，不如说源于国王的失策。宣誓(shi)的代表不久后便各奔前程(cheng)。马丹不无讥讽地说道(dao)，“以致于画家大卫原本打算创作一幅再现这一事件的绘画，却(que)只能来得及完成若干(gan)准备性的素(su)描，始(shi)终未能完成作品。但是(shi)，我们的国家影象却(que)依然不知疲倦地沉溺于这些(xie)未竟的草(cao)图之(zhi)中”。再如攻占巴士底狱，马丹不但将(jiang)这一事件置于巴黎(li)各处税(shui)卡被(bei)焚所意味的骚乱中，削(xue)弱其特殊性和重要性，同(tong)时，他(ta)借助炮弹炸断狱门吊桥锁链这一细(xi)节，强调攻陷过(guo)程(cheng)中的诸多有时性，另外还援(yuan)用了当时出书的一份匿名小册子，突显该事件意味意义远大于其历史份量：

当一个民族摧毁了一座他(ta)们从未被(bei)关押过(guo)的监狱，却(que)任由那座天天用来关押他(ta)们的监狱（译按：指(zhi)比塞特尔监狱）继(ji)续存(cun)在(zai)时，这是(shi)一次“失误”（bévue）；而向他(ta)们包管从这场(chang)成功中获益很多（译按：指(zhi)事后国民议会设立“巴士底狱攻陷者”[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]头衔(xian)，并予以嘉奖），则是(shi)一种“欠妥之(zhi)举”（impertinence）。

之(zhi)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以上例子，实在(zai)是(shi)由于此书的叙事方式确实不同(tong)平(ping)常。一样平(ping)常来说，1789年夏天的反动史叙事基本遵循一条线(xian)索清晰的事件逻辑(ji)：由天下三(san)级集会的选举（3-5月）与召(zhao)开(kai)（5月5日）起步，经由6月17日改名为国民议会，并在(zai)6月20日的网球(qiu)场(chang)宣誓(shi)中得到确认，随后于7月9日正式转化为国民制宪集会，终究以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作为这一阶段的高潮与意味性节点(dian)。然则，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则完全(quan)打破了这套逻辑(ji)，不但将(jiang)那些(xie)标志性事件深嵌在(zai)全(quan)体无序与混乱中，并且似乎有意将(jiang)巴黎(li)事件与外省局势杂糅在(zai)一路(lu)报告(gao)，如巴黎(li)税(shui)卡被(bei)焚与里(li)昂骚乱并置，7月14日时候引起了震(zhen)荡与普瓦西当局请求议会反抗外地叛乱并置。此类叙事方式无效解构了巴黎(li)的中心肠位，打断了那些(xie)耳熟(shu)能详的大事件所勾连起来的线(xian)性叙事，陪衬了身处其中的议会的孤立（第(di)二十一节标题）与无能（第(di)二十三(san)节标题）。在(zai)马丹笔下，国民议会之(zhi)所以显得孤立，是(shi)由于它并不是(shi)主动引领反动，而是(shi)被(bei)连续进级且不可控的危机推上政治前台(tai)；与此同(tong)时，它既试图与王权及王党势力切割，又始(shi)终拒绝与陌头大众缔盟(meng)，激(ji)进派的多项主意屡(lu)屡(lu)遭到反对。国民议会由此浮现为一个被(bei)动应对、进退失据，而非能够对事件历程(cheng)加以统摄(she)的政治主体。

不但如此，马丹甚至让那些(xie)著(zhu)名的反动者也淹没在(zai)大众叛乱的大水中。他(ta)多次强调，勒费弗尔笔下的大众代表不了真实的大众，那只是(shi)被(bei)共和派史家抱负化了的大众。他(ta)宣称，要把“另外一个巴黎(li)‘群(qun)众’（autre ‘peuple’ parisien），即不幸之(zhi)人、不满者、私运贩以及暴力之(zhi)徒推到历史前台(tai)”（引言）。因而，在(zai)熟(shu)悉的1789年反动舞台(tai)上，我们看到了：为了壮胆，喝下掺了火药粉的威士忌的厨子德(de)思诺（Desnot），因好奇，凑近(jin)看了几眼(yan)被(bei)殴打的洛讷(ne)侯爵（巴士底狱总督），却(que)被(bei)侯爵踢了下体，遂用恰好随身照顾的黑柄折刀(dao)将(jiang)侯爵斩首（第(di)十二节）。我们还看到了，为搜寻武器(qi)以求自保，一群(qun)学(xue)生冲进圣热内维夫(fu)修(xiu)道(dao)院，一无所获，最后冲进酒窖，“喝得烂(lan)醉，倒在(zai)地上”（第(di)九节）。通过(guo)大批罗(luo)列和罗(luo)列类似的人物与事件，马丹达成了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叙事效果，不但极大隐约了那些(xie)典范叙事中反动者的面目，也质疑了他(ta)们驾(jia)驭反动局势的能力，并证(zheng)明1789年的反动实际上是(shi)一场(chang)“没有反动者的反动”（第(di)十四(si)节），不但由于“反动”一词尚未定型，更由于到场(chang)者不过(guo)都是(shi)陌头暴民、无赖、酒鬼，各有各的动机，实为饥饿、恐惧与私欲所驱策。在(zai)他(ta)看来，1789年大众的行为与圣巴托洛缪屠(tu)戮时候（第(di)八(ba)、二十三(san)节）、与1714年的骚乱以及与1775年的面粉战(zhan)争（第(di)三(san)十二节），甚至与“1624至1709年席卷(juan)法国的大规模叛乱”（第(di)三(san)十九节）都没有素(su)质区别。

除了上述叙事策略(lue)，马丹在(zai)章节安排上同(tong)样颇省心思。全(quan)书各节篇幅大致相称，通常不超过(guo)三(san)页。他(ta)正是(shi)借助这种高度切分、节拍匀称的结构，来处理(li)1789年夏天这一时候极短、事件却(que)异(yi)常麋集的历史阶段。在(zai)这样的书写方式中，这段历史被(bei)浮现为一个缺少高潮、缺少清晰转折，也缺少焦点(dian)配角的过(guo)程(cheng)：每节都像是(shi)一次长(chang)久的切入，提供的只是(shi)有限的视角和部(bu)分的叙述。马丹将(jiang)这些(xie)彼此独(du)立，却(que)又彼此连接的叙述单(dan)元并置起来，使读者看到的不是(shi)一条清晰促进的反动历程(cheng)，而是(shi)一个混乱而去中心化的夏天。读者能够感遭到反动正在(zai)发生，却(que)难以辨认其主导者，也无法预判其走向；反动似乎无处不在(zai)，却(que)又没有明确的方向可循。

正是(shi)通过(guo)这种在(zai)时空上的碎片化处理(li)、对反动角色的去英雄化，以及对事件推动力的有时化书写，马丹系统性地拆解了反动史叙事中常见的“大事件序列”。当事件不再被(bei)组织(zhi)为一条通向必(bi)然结果的链条，反动也就(jiu)得到了其被(bei)赋予的神圣光环。由此便不难理(li)解，为甚么在(zai)众多反动史家之(zhi)中，马丹对泰纳表现出尤为明显的兴味。在(zai)第(di)二节，他(ta)即引述《现代法国的起源》中的段落，用以浮现1789年春季以来赓续蔓延的“血腥混战(zhan)”情形。一位反动史研究传统学(xue)派的代表史家竟对右派史家给予如此频仍的关注——全(quan)书共援(yuan)用泰纳达二十次——无疑构成了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。然则，这并不是(shi)难以理(li)解的反常之(zhi)举。由于，当马丹将(jiang)那些(xie)他(ta)所谓迄今为止依旧隐藏在(zai)幕后的“另外一个巴黎(li)‘群(qun)众’”邀请到台(tai)前之(zhi)时，他(ta)笔下的大众与泰纳所讥讽的“嗜血且好色的猿(yuan)猴”（singe sanguinaire et lubrique）相去不远。马丹由此引出了他(ta)对1789年反动的定位：这素(su)质上不是(shi)一个特殊时刻，更不是(shi)神圣时刻，它更像是(shi)法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失序状态(tai)中的一次变奏，而非通向新世(shi)界的必(bi)然劈头：

在(zai)这里(li)，寻找“反动已(yi)启动”（Révolution est en marche）的证(zheng)据是(shi)徒劳的，1789年7月首先(xian)，且最重要表现的是(shi)地方权力的削(xue)弱。这种情形在(zai)此前已(yi)多次出现过(guo)：无论是(shi)十七世(shi)纪中叶投石党运动，还是(shi)1714年前后路(lu)易十四(si)去世(shi)、（奥尔良公爵）摄(she)政时期，抑或1775年面粉战(zhan)争期间，皆是(shi)如此。同(tong)样，也不应如某种史学(xue)倾向所主意的那样，将(jiang)这些(xie)现象理(li)解为尚未成熟(shu)的大众（populations immatures）所表现出来的准政治行为（manifestations proto-politiques）。恰好相反，这些(xie)举措是(shi)一些(xie)具有自我意识的共同(tong)体所实施的（即德(de)语所谓的共同(tong)体[Gemeinsch"afte]），意在(zai)维持(chi)自身的团结、传统与身份。若要认识这一事实，则需弃捐我们自身的价值判断。（第(di)三(san)十二节）

上述分析至为关键。由于，正是(shi)这种刻意维持(chi)与渲染的混乱无序，显露了马丹叙事策略(lue)的真正指(zhi)向。1789年夏天浮现为一个权力真空的时刻：事件彼此叠加却(que)不汇聚，举措频仍发生却(que)缺少一致方向，暴力四(si)散而不构成明确的政治历程(cheng)。而正是(shi)借助这种配景的刻画，马丹希望摆荡乔治·勒费弗尔在(zai)1935年建立的有关大发急的焦点(dian)表明。

在(zai)《1789年大发急》中，勒费弗尔基本大将(jiang)大发急看成一个具有内在(zai)秩序、促进方向相对清晰且全(quan)体上较为和平(ping)的历史现象。其成因既包含长(chang)期存(cun)在(zai)的社(she)会经济因素(su)，如粮食缺乏与丰收，也包含1789年的政治触(chu)发条件，比方三(san)级集会久议无果所引发的失望情绪，以及贵(gui)族阴谋论在(zai)这一配景下的迅速传播与彼此强化。在(zai)这一表明中，巴黎(li)始(shi)终居于焦点(dian)地位：7月14日的事件被(bei)视为关键起点(dian)，发急随后经由若干(gan)外省“消息中枢”——如克利松附近(jin)、曼恩(en)、克莱蒙、圣弗洛朗坦、隆勒索涅等(deng)地——层层散布，终究波及天下，浮现出一种自中心向边缘(yuan)促进的传播模式。马丹则显现了一幅截然不同(tong)的场(chang)景。全(quan)书第(di)三(san)部(bu)分和第(di)四(si)部(bu)分分别从不同(tong)角度，解构勒费弗尔的表明。第(di)三(san)部(bu)分基于履(lu)历研究和分析勒费弗尔遗留的档案笔记，指(zhi)出其表明框架的具体问(wen)题。第(di)四(si)部(bu)分则是(shi)学(xue)术(shu)史调查，审视勒费弗尔如何(he)将(jiang)一个产生于特定政治学(xue)术(shu)语境且带(dai)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观点(dian)，逐步转化为一个看似中立的观点(dian)。

按理(li)说，第(di)三(san)部(bu)分应该是(shi)全(quan)书的焦点(dian)所在(zai)，但实际读起来却(que)使人失望。马丹没有用任何(he)档案，只是(shi)依赖大批的二手研究，便从多个方面对勒费弗尔的表明睁(zheng)开(kai)“围攻”。这场(chang)“围攻”很是(shi)麋集，实则意义不大。由于，援(yuan)引地方特殊性指(zhi)摘勒费弗尔所勾画的传播路(lu)线(xian)以及特定策源地，既不是(shi)难事，意义也不大。与其总结这些(xie)指(zhi)摘，我倒觉得，不如理(li)解马丹如此指(zhi)摘的企图。实际上，这部(bu)分相沿了第(di)1、二部(bu)分一以贯之(zhi)的叙事倾向。正如前几章试图弱化1789年7月反动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一样，马丹在(zai)重审大发急时，仍旧沿用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，将(jiang)大发急描绘为一场(chang)由“发急、谣言和混杂暴乱（insurrections mêlées）”（第(di)三(san)十一节）交叉而成的局势。其用意，并不在(zai)于重构一个有逻辑(ji)的表明框架，而在(zai)于将(jiang)这一特殊历史时刻重置于权力真空下。1789年夏天的大发急，并未构成一种素(su)质上独(du)特的历史现象，而是(shi)与法国历史上其他(ta)权威失效时期反复出现的局面并没有二致。这也表明了马丹为何(he)更强调大发急的血腥排场(chang)，而非其塑造民族团结、崩溃封建秩序的感化。

在(zai)这一章中，原本最使人等(deng)候的是(shi)马丹能够具体显现勒费弗尔到底弃用或误用了哪些(xie)材料。但是(shi)，仔细(xi)通读全(quan)章后却(que)发明，马丹提供的证(zheng)据不但数目有限，并且份量并不充分，难以证(zheng)明勒费弗尔在(zai)史料弃取上存(cun)在(zai)明显个人倾向。现将(jiang)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中所涉及被(bei)勒费弗尔弃用且与其表明相悖的材料整理(li)以下：

关于昂古莱姆（Angoulême）和拜涅－圣拉德(de)贡(gong)德(de)（Baignes-Sainte-Radegonde）两地的情况：勒费弗尔抄录了外地税(shui)务官(guan)员波利安（Paulian）一封长(chang)信。该信显示，外地的发急始(shi)于7月27日，这与他(ta)自己设定的传播路(lu)径相矛盾，这个材料被(bei)弃之(zhi)不用。（第(di)四(si)十节）

关于帕尔特奈（Parthenay）与尼奥尔（Niort）两地的情况，马丹指(zhi)出勒费弗尔阅读过(guo)制宪集会搜查委员会（Comité des recherches）关于帕尔特奈暴力和尼奥尔暴乱的报告(gao)，但在(zai)书中声称尼奥尔幸免于难，疏忽了外地针对“穷人”的仇恨。（第(di)三(san)十七节）

关于蒙迪迪耶（Montdidier）的情况：马丹认为勒费弗尔读过(guo)《蒙迪迪耶史》（Histoire de Montdidier），该书第(di)一卷(juan)提到了大发急期间外地大众以领主作为领头，并高呼“领主万(wan)岁”，但因与品级对峙以及第(di)三(san)品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明相悖，弃之(zhi)不用。（第(di)四(si)十七节）

关于隆瑞莫（Longjumeau）区域(yu)的情况：勒费弗尔记录了外地民兵拦下一位“骑马疾驰而来的黑人”，大概考虑到有种族排外，这条材料弃之(zhi)未用。（第(di)四(si)十七节）

关于科恩(en)中尉（lieutenant Conen）的证(zheng)词：勒费弗尔抄录了这位年轻军官(guan)关于旅(lu)人仅因“身为绅士”就(jiu)遭杀害的函件，这些(xie)关于无差别暴力的材料在(zai)正式出书时被(bei)淡化。（第(di)二十六节）

比拟之(zhi)下，全(quan)书第(di)四(si)部(bu)分最惹人入胜。马丹转向学(xue)术(shu)史调查，梳理(li)了十九世(shi)纪以来史家如何(he)书写1789年夏天的动乱。他(ta)指(zhi)出，“大发急”一词诞生在(zai)一个特定的时期，即奥拉尔（Alphonse Aulard）于1885年担任索邦大学(xue)首位法国大反动史讲席后，为保卫反动的共和传统，与右派史家泰纳睁(zheng)开(kai)论争之(zhi)际。在(zai)此之(zhi)前，险些(xie)无人关注这一时期。1887年，奥拉尔化名“桑托纳克斯”（Santhonax，以纪念国民公会代表，反动时期第(di)一位废(fei)奴主义立法者莱热—费利西泰·桑托纳克斯（Léger-Félicité Sonthonax，1763-1813），在(zai)激(ji)进共和派报纸《公理(li)报》（La Justice）发表了一篇文章。自此以后，“大发急”正式进入反动研究视野。为反驳(bo)泰纳，奥拉尔“发明”了一个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“大发急”：强调国民议会与巴黎(li)的焦点(dian)感化，弱化暴力，陪衬大众自卫行为的积极效果。在(zai)奥拉尔看来，这一积极效果主要表现为“法兰西乡村的反动性市镇化（municipalisation révolutionnaire）”，并赋予7月14日的巴黎(li)举措以天下性的政治意义。奥拉尔的表明是(shi)典范“议会派”史学(xue)的代表，在(zai)当时遭到包含继(ji)续污名化群(qun)众的激(ji)进派史家，以及确定暴力反动积极性的激(ji)进派史家（包含奥拉尔的两位弟子，无当局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社(she)会主义者马蒂厄）的指(zhi)摘，是(shi)以并未成为学(xue)界共鸣。马丹同(tong)时梳理(li)了勒费弗尔著(zhu)作出书后学(xue)界的反应，以及勒费弗尔自己在(zai)不同(tong)时期对其表明所作的反思与调整。通过(guo)这一调查，马丹试图指(zhi)出：勒费弗尔大概希望借助心态(tai)史分析，在(zai)新的方法论框架下连续并“拯救”奥拉尔所建立的共和叙事，但这一尝试并未真正成功，至少未能在(zai)法国反动史研究中构成持(chi)久共鸣。尽管两位年鉴学(xue)派的创立者对《1789年大发急》多有推崇，但这更多是(shi)考虑推动和发展心态(tai)史研究，而非认可勒费弗尔的实际。

那末，该如何(he)看待(dai)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？我认为，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。

从对促进大发急的研究与理(li)解来看，该书除了学(xue)术(shu)史梳理(li)部(bu)分外，意义不大，且存(cun)在(zai)明显的论证(zheng)疏漏。马丹认为不同(tong)地方对大发急的不同(tong)反应，取决于精英内部(bu)的同(tong)盟(meng)博弈及其控制能力，据此来使勒费弗尔所勾画的实际模子复杂化，并凸显他(ta)提出的权力真空表明的正当性。从逻辑(ji)上说，这一推理(li)本身问(wen)题不大，但马丹使用的个案研究太少，仅以波尔多、普罗(luo)旺斯等(deng)地加以论证(zheng)，很不充分。其次，为了反驳(bo)勒费弗尔，马丹弱化了大众自我防卫心态(tai)在(zai)地方带(dai)动中的感化。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。由于在(zai)1789年夏天的法国，那些(xie)地处边疆口岸和长(chang)期处于战(zhan)争威逼的区域(yu)，由于自我防卫的传统（心理(li)与机制）留存(cun)较好，如书中所涉及的洛林、梅斯、布列塔尼与普罗(luo)旺斯等(deng)地，大发急的效果并不严峻。相反，在(zai)那些(xie)恒(heng)久以来既未经历战(zhan)争，也未遭遇内战(zhan)的区域(yu)，如书中所涉及的多菲内、吕费克（Ruffec）等(deng)地，大发急引起的反应比较激(ji)烈。另外，马丹试图将(jiang)1789年7月中旬(xun)的巴黎(li)叛逆与乡村的反领主叛乱加以辨别的做法，也值得商讨。并且，他(ta)认为勒费弗尔研究中存(cun)在(zai)所谓倾向性的证(zheng)明，也是(shi)相称不充分的。这个更像是(shi)一个“噱头”，缺少足够证(zheng)据。

不外，我认为，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倒是(shi)分明地表现了马丹这位曾经执掌法国大反动传统学(xue)派阵营的研究者，对法国大反动以及反动暴力的总体理(li)解。总体上，马丹是(shi)从一种长(chang)时段视角理(li)解反动及其暴力。他(ta)认为反动时期大众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并没有特殊性，更无反动性，不过(guo)是(shi)这个早(zao)已(yi)习气了暴力的法国大众的惯习而已(yi)。他(ta)在(zai)《暴力与法国大反动》中便持(chi)这一观点(dian)，认为暴力本身是(shi)旧制度的遗产，而非反动的发明，绝对君主曾依赖公开(kai)严刑和武力展示维持(chi)统治，这种暴力通过(guo)杀戮习气——即马丹所言“暴力已(yi)经是(shi)风(feng)俗的一部(bu)分”（La violence fait partie des moeurs）——渗出进政治文化中。反动者最初尝试通过(guo)法律、法庭和国民卫队等(deng)措施，将(jiang)这种野蛮、传统的暴力归(gui)入国家制度的轨道(dao)中，但由于“国家的缺失”（Défaut d’'Etat），导致传统暴力在(zai)政治真空中失控蔓延（Violence et Révolution: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’un mythe national，特别拜见第(di)二、三(san)章）。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表达了类似的意见。马丹认为，大众在(zai)大发急中的行为不外是(shi)“连续了整个世(shi)纪以来从未间断的作乱海潮”的表现，甚至与1674年布列塔尼的红帽叛乱、更早(zao)的巴托罗(luo)缪大屠(tu)戮并没有素(su)质区别。通过(guo)将(jiang)暴力归(gui)入这样一种长(chang)时段视角，马丹意欲洗刷(shua)法国大反动的“原罪”。

为支撑这一判断，马丹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促进他(ta)对反动暴力的“祛魅”，即深入历史细(xi)节，揭露历史神话。比如，他(ta)在(zai)《可骇统治：真相与传说》中证(zheng)明事实上并不存(cun)在(zai)所谓将(jiang)“可骇统治提上日程(cheng)”这一立法活动，国民公会尽管一再遭到无套裤汉的施压(ya)，但对这一诉(su)求置之(zhi)度外。尽管此后暴行赓续添加，但这不外是(shi)任何(he)反动所必(bi)然经历的情况（La Terreur: Vérités et légendes，尤见第(di)三(san)章）。在(zai)《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：在(zai)共和与反动间摇摆的法国》中，马丹对处决路(lu)易十六这一事件进行了“去目的论”的处理(li)。他(ta)认为处决国王既非反动事态(tai)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，其本身也未能昭(zhao)示明晰的未来。身处合法性断裂和宪法缺失的配景下，国民公会不得不诉(su)诸8月10日叛逆的合法性来裁决国王的命(ming)运。而审判过(guo)程(cheng)中出现的争论素(su)质上是(shi)山岳派与吉(ji)伦特派关于“8月10日之(zhi)人”（hommes du 10 ao^ut）的认识冲突，审判与处决并不是(shi)一次意志高度一致的举措，而是(shi)在(zai)策略(lue)、言论操控与情绪管理(li)中促进的结果（L’Exécution du roi, 21 janvier 1793: la France entre République et Révolution，尤见第(di)七章，结语）。在(zai)《罗(luo)伯斯庇尔：一位善良之(zhi)人的塑造》中，马丹对罗(luo)伯斯庇尔进行了“祛魅”处理(li)，强调真正使罗(luo)伯斯庇尔锋芒毕露的，不是(shi)他(ta)提出的激(ji)进反动诉(su)求，而是(shi)一套高度道(dao)德(de)化的政治话语。同(tong)样，在(zai)可骇统治期间，具体掌握司法暴力的是(shi)各委员会和反动司法官(guan)员。罗(luo)伯斯庇尔更多负担的是(shi)道(dao)德(de)话语和政治意味的角色，而非可骇统治机器(qi)的技术(shu)性管理(li)者 （Robespierre: la fabrication d’un monstre，尤见第(di)二、八(ba)章）。

行文至此，不难发明，马丹在(zai)理(li)解反动暴力、可骇统治等(deng)问(wen)题上，与他(ta)所承(cheng)继(ji)的传统学(xue)派，如勒费弗尔、索布尔等(deng)人，以及与批改学(xue)派，如弗雷、汉普森（Norman Hampson）等(deng)人，均存(cun)在(zai)着显著(zhu)差异(yi)。传统学(xue)派持(chi)“环境论”，认为可骇统治是(shi)必(bi)要的，由于这是(shi)应对反动危机，不得不采(cai)取的必(bi)要本领，实在(zai)质在(zai)于为可骇效果负担历史责任的，不是(shi)反动，而是(shi)反反动。批改学(xue)派持(chi)“意识形态(tai)论”，认为反动政治文化承(cheng)继(ji)了它所阻挡的绝对主义王权的某些(xie)要素(su)，并相沿了发蒙卢(lu)梭主义的精神，认为1789年的意识形态(tai)已(yi)蕴含了可骇统治的基本逻辑(ji)，1789年必(bi)然预示了1793年，实在(zai)质在(zai)于对反动民主政治文化的否定。在(zai)马丹看来，传统学(xue)派和批改派，尽管态(tai)度不同(tong)，但都创立了反动暴力这一民族神话。这一神话起源于热月党人。正是(shi)热月党人将(jiang)全(quan)部(bu)暴行的责任都推给了罗(luo)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。两派都承(cheng)继(ji)了这一神话传统，从不同(tong)角度证(zheng)明暴力是(shi)反动当局有意为之(zhi)的产品，是(shi)一个连贯的全(quan)体，却(que)都轻忽了暴力所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环境，即暴力并不是(shi)发生在(zai)一个有着强大地方集权的体制中，而是(shi)发生在(zai)当局薄(bao)弱虚(xu)弱与国家缺席的配景下。正由于地方当局无力垄断暴力，无法约束军队与大众，才(cai)导致混乱与屠(tu)戮。把握了这一点(dian)，便能理(li)解马丹表明反动暴力与可骇的两条路(lu)径。他(ta)之(zhi)所以将(jiang)暴力放置在(zai)长(chang)时段中研究，是(shi)由于要证(zheng)明反动不外承(cheng)继(ji)了旧制度的政治文化，暴行绝非反动者的发明。他(ta)之(zhi)所以深入历史细(xi)节，尽心尽力地揭露一个又一个民族神话（包含1789年大发急），是(shi)由于他(ta)试图证(zheng)明暴行并不是(shi)反动有意为之(zhi)，1789至1794年的反动者无不身处在(zai)他(ta)们自身既无法预见，也无法把控的“事态(tai)之(zhi)力”（force des choses，圣茹(ru)斯特语）。

在(zai)我看来，马丹构成这样一种既有别于传统学(xue)派，也区别于批改派的观点(dian)，大概与他(ta)自身的学(xue)术(shu)经历有关。作为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(li)的学(xue)生，马丹最初是(shi)通过(guo)研究旺代战(zhan)争进入反动史领域(yu)。当时，旺代战(zhan)争这一长(chang)期被(bei)反动研究传统学(xue)派所刻意边缘(yuan)化的问(wen)题，随着右派史家的发掘而迅速进入"大众视野。在(zai)肖努（Pierre Chaunu）的指(zhi)导下，塞谢(xie)尔（Reynald Secher）出书了《法兰西人对法兰西人的“种族灭尽”：旺代被(bei)复仇》（Le Génocide franco-francais：La Vendée-Vengé，1986），对反动发起了道(dao)德(de)控诉(su)。面对这场(chang)造成二十万(wan)人丧生的内战(zhan)，马丹似乎明显很难像勒费弗尔、索布尔那样，继(ji)续以环境必(bi)要性为暴力辩(bian)护(hu)。因而，他(ta)选择从反动历程(cheng)本身入手，通过(guo)对地方各派权力角逐、政令构成、军队构成与地方实行之(zhi)间的层层错位，进行细(xi)致辨析，把暴行放回(hui)到具体的政治史与军事史语境，从而将(jiang)暴行的责任从反动本身，转移到反动历程(cheng)上。他(ta)倾向于认为国民公会宣称“整个法国必(bi)须惩罚旺代”更多是(shi)一种带(dai)动性、意味性的言语姿态(tai)，不代表一种真实的政治军事举措。恰好相反，战(zhan)争初期被(bei)派出的无套裤汉队伍训(xun)练不足、纪律松散且难以控制，在(zai)地方实践中更容易滑向诓(kuang)骗、掠夺(duo)与屠(tu)戮，反而推动冲突进级；以后仓促拼(pin)集的“反动军”同(tong)样缺少无效组织(zhi)，屡(lu)战(zhan)屡(lu)败，使局势进一步好转（La Vendée et la Révolution，第(di)四(si)章）。由此，他(ta)得出结论，旺代是(shi)一场(chang)“因国家缺位而产生的内战(zhan)”（La guerre civile par défaut d’'Etat，La Vendée et la Révolution，第(di)五章），只要没有严密的地方政权，旺代战(zhan)争就(jiu)会连续发酵。

马丹的研究一向态(tai)度鲜明，对传统学(xue)派与批改学(xue)派的指(zhi)摘也相称尖利。弄(nong)虚(xu)作假，他(ta)的表明自有其价值：他(ta)将(jiang)反动研究的重心，从观念框架与宏观环境，转向对反动实际历程(cheng)以及到场(chang)者心态(tai)与感受的细(xi)致调查。他(ta)的研究也分明地表明，若不无视反动的复杂性与曲(qu)折性，不关注举措者所处的真实处境，便难以构成对反动靠得住而扎实的理(li)解。这种路(lu)径有助于推动大反动研究解脱(tuo)过(guo)分的意识形态(tai)化解读，使研究对象从规范性论争中相对抽离(li)出来。在(zai)他(ta)的论述中，法国大反动不再首先(xian)被(bei)理(li)解为政治自由如何(he)实现的思想(xiang)史问(wen)题，而更被(bei)视为国家机器(qi)在(zai)权威崩解以后艰难重组与自我修(xiu)复的过(guo)程(cheng)（Nouvell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，尤见第(di)二、十六、二十一章）。

不外，《1789年7月大发急》却(que)走向了另外一个极度。他(ta)以指(zhi)摘勒费弗尔史料使用欠妥为由，实则在(zai)铺称自己的观点(dian)，若干(gan)带(dai)有点(dian)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滋味。为支撑自己的判断，马丹不惜拆解勒费弗尔提出的四(si)阶段反动论，从多方面颠覆1789年民族团结的“神话”，更频仍援(yuan)引泰纳这位右派史家的观点(dian)，来强化暴力与失序的常态(tai)性，进而崩溃1789年的例外性与反动性。全(quan)书以高度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和材料编排睁(zheng)开(kai)，将(jiang)原本被(bei)视为转折节点(dian)的重大事件——如攻占巴士底狱、八(ba)四(si)法律——重新嵌回(hui)弥散化、无中心的动乱配景之(zhi)中加以处理(li)，使反动更像是(shi)连续串彼此碰撞却(que)缺少方向的骚动过(guo)程(cheng)，成了一场(chang)“没有反动者的反动”。他(ta)明显忽视当时举措者在(zai)书信与日记中所反复表达的那种身处剧变之(zhi)中的震(zhen)动与断裂感。若是(shi)一切都是(shi)新式的暴力与权谋，若是(shi)反动不外是(shi)一个国家机器(qi)的建设过(guo)程(cheng)，那末大反动为甚么会产生如此巨(ju)大的世(shi)界性影响？生怕这个问(wen)题是(shi)马丹难以回(hui)答的。

（感谢(xie)我的学(xue)生叶树彬同(tong)砚在(zai)理(li)解《罗(luo)伯斯庇尔：一位善良之(zhi)人的塑造》和《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：在(zai)共和与反动间摇摆的法国》两部(bu)著(zhu)作的理(li)解方面提供的帮助。）